1938年春天里的某一天，有辆黄包车在武汉八路军的办事处那儿停了下来。车夫随后掏出自己的烟斗，开始抽起烟来，瞅着那样子，像是在等啥人呢。
没多久，一名男士从办公的地方迈步而出。这人大家很熟悉，正是那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，同时也是共产党的头儿，周恩来。
瞧见周恩来后，那车夫赶紧凑上前，开口就问：“先生，您要去哪儿？”边说边把手里的烟斗在鞋底上敲了几下，抖落烟灰。
没想到，这位拉车的其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他磕烟斗的行为，其实是跟周恩来约定的接头信号。周恩来见状，赶紧走到黄包车旁，冲车夫笑了笑，然后上了车，摆了摆手说：“坐稳了，出发吧！”
接着，车夫稳稳地把住车把子，迈步就往前走。那黄包车拐过大街，一头扎进了个不起眼的小巷子。
走到小巷尽头时，车夫缓缓踩下了刹车，转头跟周恩来说：“我办的事儿成了，刘少奇的女儿找到了！”
周恩来听到这话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等他们到了那个隐蔽的地方，车夫赶紧泡上茶，就跟周恩来细细说了他是怎么找到这孩子的……
咱们把时间轴往前拨，回到1918年，那可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那一年，有个16岁的小姑娘，名叫何宝珍，成功考进了湖南衡阳的一所女子学校，全名是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。
何宝珍打小家里头就穷，进了那所学校后，一边打工一边念书。她特别活跃，总参与学生活动。没几年，因为她把校长贪污的事儿给捅出去了，学校就把她给关起来了。
何宝珍正急得没办法时，衡阳的共产党组织及时伸出了援手，把她给救了出来。后来，在别人的帮忙下，何宝珍到了长沙，住进了当时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的家中。
那段时间，何宝珍跟着毛泽东学习，思想觉悟涨了不少。没过多久，她就打定主意要为革命事业出力，正式加入了共产党。
何宝珍和杨开慧一块儿，帮毛泽东收拾文件和资料，给革命事业出了不少力。到了1922年，有个年轻小伙子在苏联学完回来，从莫斯科直接到了毛泽东家，领受新的任务。
这个小伙子就是24岁的刘少奇。通过毛泽东的牵线，他认识了何宝珍。这俩年轻人，一个才华横溢，一个貌美如花，而且都满腔热血，投身革命。慢慢地，他们俩心里就都有了对方。
那年9月份，毛泽东安排他俩去江西安源，跟李立三一块带头搞工人运动。在一块儿为革命打拼的日子里，刘少奇和何宝珍之间越来越合得来，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到了1923年4月，两个人就正式成了家，成了一对革命夫妻。
刘少奇跟何宝珍结婚后，一共生了三个娃，1927年出生的刘爱琴就是其中一个。因为革命工作太忙，刘爱琴才1岁大的时候，她妈就只好把她送到湖北汉口的一个工人家庭寄养。然后，何宝珍就用了个新名字“王芳芬”，跟着刘少奇跑到上海去了。她在那里当了个老师，但实际上是做联络员的工作。
1932年的时候，刘少奇、周恩来他们马上就要从上海出发，去中央苏区干活了。因为何宝珍的身份还没被人发现，党组织就让她带着小儿子刘允若继续呆在上海。
不过，在1933年3月份的一天，何宝珍正在街上走着，冷不丁被一个叛徒给认出来了。紧急时刻，她用尽各种办法甩掉了那家伙的盯梢。
真是祸不单行，何宝珍急匆匆赶回家，想快点打包东西，带着儿子赶紧撤离，结果一到家就发现，住的地方已经被敌人给团团围住了……
碰到这种没退路的情况，何宝珍心里明白，自己大概凶多吉少了。虽说早就打算好为革命豁出去了，可身为一个妈妈，她真是放不下她那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子……
紧要关头，何宝珍脑子一转，赶紧把儿子递给了旁边的房东太太，小声跟她说：“过几天会有人来领孩子的，麻烦您先帮我带几天，谢谢啊。”
没多久，敌人的宪兵就闯了进来，把何宝珍逮个正着，直接押送到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。在监狱里头，她仍旧瞒着自己的真身份，跟其他共产党同志一块儿，想尽办法跟敌人周旋。但可惜啊，因为有叛徒出卖，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最后还是没能保住，给暴露了。
刘少奇的这位妻子，敌人肯定不会轻易饶了她。尽管敌人用尽各种残酷手段逼供，但何宝珍始终立场坚定，一点共产党的秘密都没透露。到了1934年秋天，她在南京的雨花台壮烈牺牲，结束了她那闪耀的一生。
刘少奇的妻子壮烈离世后，他就再也没能和女儿刘爱琴联系上。那时候的环境，让他想找女儿特别难。但刘少奇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闺女，老想着她是不是安好，特别想念她。
1937年那会儿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了，国共两边联手，搞了个抗日的大联盟。这时候的刘少奇，心里头那个急啊，就想找到他心心念念的小爱琴。他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决定找周恩来帮忙，因为周恩来正好要去国统区那边工作。
为了寻回刘少奇的女儿，党组织历经波折，最后终于打听到了当年抚养刘爱琴的那户工人家庭的住处。周恩来把这事儿托付给了那位车夫，车夫按照给的地址，很快就找到了那户人家。
不过，车夫到了那儿才发现，房子已经换了新主人。现在的住户告诉他，原先那家的工人已经搬到江边简陋的棚子里住了。于是，车夫就沿着江边，挨家挨户地去打听他们的下落。
努力终究有了回报，车夫花了一个多礼拜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工人。可没想到，当他说明来意后，那家的女主人立马就放声大哭起来……
其实，这户人家的工人们心里挺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，可他们自己手头也紧巴巴的，日子过得紧紧张张。再加上家里孩子一大堆，要养活小爱琴实在是力不从心……
因此，为了给小爱琴寻个出路，这户人家最终决定将她许配给当地一户富裕人家，让她成为那家的童养媳。据说，那家人对小爱琴还算挺好的。
车夫听完对方的话，心里猛地一颤。他赶紧让女主人领着他去找那家人，想亲眼见见孩子，好弄清楚状况。
到了那户人家，他们一迈进院子，就瞧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正在井边忙活着打水。别看这丫头个子小，硬是把木桶给挑了起来，可桶里的水晃晃悠悠的，一路洒了不少，连她的裤腿都给弄湿了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大冬天的，小女孩就穿了件单衣裳，两只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，还布满了冻疮……
瞧见有人走近，小女孩呆呆地瞅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她就认出了从前照顾自己的养母，立马扔下水桶，飞奔过去抱住了养母。养母轻轻抚着她乱糟糟的头发，对她说：“跟着你‘舅舅'一块儿走吧，他是专门来接你回家的。”
不过，养母怎么劝，小爱琴就是不肯跟车夫离去。“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不跟他走！我要和你一起回家。”她小声而坚定地说。
看小爱琴一脸不乐意，车夫跟孩子的养母合计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得跟这家人说说，见见家长。养母就跟对方讲：“孩子她‘舅舅'还没见过这孩子呢，，就答应了：“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来当儿媳妇的，不过既然‘舅舅'要看，那就回去待几天吧。但记得一定要送回来啊，家里还有好多活等着她干呢。”
于是，刘爱琴被送回了养母那儿。这时，车夫跟周恩来讲完这些事后，就问他：“是让孩子在养母那儿先住着，还是直接接过来呢？”
说到这事儿，周恩来琢磨了一会儿，立马就说：“咱不能让孩子待在养母那儿。”然后他进一步解释：“你想啊，孩子已经从那边接过来了。要是养母或者她家里人嘴不严，说出去了，肯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再说，孩子要是在养母家待久了，原先那家收养童养媳的家长找来要人或者要钱，闹出纠纷，政府那边肯定就知道了。到时候一查，咱的身份就藏不住了。政府要是知道了，对孩子，还有那对养他的工人夫妇，都不好。”
接着，周恩来跟车夫交代说：“你得赶紧想个法子，安全地把孩子接到办事处来。”过了几天，车夫就去了孩子养母那边，说上面让把孩子接走。他替组织和孩子的家里人，向那对工人夫妻道了谢，还给了点儿钱作为补偿。
要走的时候，养母终于跟这孩子说了实话：“其实你叫刘爱琴，这个名字是你亲妈给你起的。”就这么着，刘少奇这多年没找到的女儿，最后到了八路军在武汉的办事处。
邓颖超一见到这小女孩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立马动手给她洗脸、洗澡，还细心地帮她梳头，把她打扮得美美的。等周恩来过来瞧小爱琴时，邓颖超就让小女孩喊他“周爸爸”。小女孩甜甜地一叫，周恩来立马把她抱在怀里，左看右看，嘴里直念叨：“简直跟你妈妈一模一样！”
没过几天，小爱琴就跟邓颖超混得很熟了。她总是这儿问问，那儿问问，有一天还突然问起了自己的妈妈：“我妈呢？她到底在哪儿啊？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呢！”
小爱琴天真地问起妈妈的事，邓颖超心疼地把她抱在怀里，温柔地告诉她：“你妈妈为了革命献出了生命。她既是个好妈妈，也是我们的亲密姐妹，更是党的好孩子！党组织费了好大劲找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回到亲人中间，这不光是你爸爸的心愿，也是你妈妈一直期盼的……”
周恩来有时候也会跟刘爱琴聊起：“你还记得你爸妈长啥样不？”小爱琴一脸迷茫，摇了摇头。“你还有哥哥和弟弟呀！”周恩来叹了口气说，“已经找到你哥哥的消息了，他在你爸的老家放牛呢，我已经让人去接他了。不过，你弟弟现在还没找到……”
刘爱琴在办事处待了几天，后来听说有人要去革命圣地延安，周恩来就让那个人顺路把小爱琴带上，送到延安给刘少奇。
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走，刘爱琴紧紧抱着邓颖超，满脸的不情愿。周恩来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水，温柔地告诉她：“你爸爸在那边等你，去那里会更安全。”而且，这位共产党的头儿还仔细叮嘱护送的人，说从武汉到延安这一路战乱不断，特别危险，一定得小心！
小爱琴眼里含着泪花，心里满是不舍，跟周恩来和邓颖超说了声再见，然后就跟着办事处的人，动身前往延安了。
刘爱琴走了好长一段路，终于成功到了延安，还头一回见到了老爸刘少奇。在老爸的陪伴下，她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，一点点长大了。
一年后，刘少奇要当新四军政委去前线，所以刘爱琴和她哥哥刘允斌就被安排去了苏联，在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上学。
又一次离别的时候到了，小爱琴心里特别难受。她说：“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走，我特别爱我的爸爸，他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。爸爸总是很温柔，他经常跟我说的话就是，让我好好读书，以后长大了要为大家服务，要一心为公。”这是她之后讲起的往事。
莫尼诺那个国际儿童院里，住了不少全球共产党人的小孩。刘爱琴跟其他小朋友就在那儿，一块儿上课、一块儿玩，过得非常开心。
但是，到了1941年，苏德战争一打响，儿童院的日子就彻底变了样。那些年纪稍大的男孩子，一个个都上了战场前线，而女孩子们呢，就开始负责后勤的事儿了。
那些年，刘爱琴不光是帮苏联的士兵们做过棉袄、斗篷、手套这些保暖衣物，还跟大伙一块到地里刨土豆，靠它来填饱肚子。
1945年大战落幕，刘爱琴成功进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大学，攻读经济专业。过了四年，在苏联秘密逗留的刘少奇悄悄地把她带回了祖国。
回国初期，刘爱琴讲中文挺费劲，说话断断续续，认识的汉字也是屈指可数。刘少奇就让老婆王光美找些书来，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学习。
没多久，刘爱琴就习惯了在国内的日子，后来还成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计划专业。大学一毕业，她就直接被安排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上班。几年后，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支援边疆建设的干部队伍。
后来，单位安排刘爱琴去了内蒙古。到了那儿，她加入了一个调研小组，跟大伙一块儿住进了土房子，深入基层。因为干活儿特别卖力，刘爱琴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
1978年，距离那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几年，刘爱琴踏上了前往河北师范大学的讲台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她又调到了北京，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，教起了俄语。这一教，就一直教到了1991年，直到她退休为止。
2020年6月7号晚上，刘爱琴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。家里人按照她生前的愿望，把她的身体捐给了医学研究，希望能为这方面的工作出点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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