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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公司排行口碑均为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

“红二代”孔丹的文革印记

孔丹，一位声名显赫的红二代，系已故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的嗣子。“文革”时期，孔丹作为高干子女的杰出代表，曾担任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，并领导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（简称“西纠”）。他精心策划并主导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与活动。“西纠”解散之后，孔丹历经磨难，两次入狱，并接受下乡锻炼的考验。“文革”落幕之际，孔丹踏上研究生涯、从政之路以及商界征程。退休之后，他投身于文化事业，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。

孔丹，1966届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，其名与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紧密相连。自建国以来，北京四中以其培养的高级干部子女而著称，众多学子在政界和商界崭露头角，成为影响深远的领军人物。陈元、刘源、林立果、付阳、付亮兄弟（彭家）、薄家三兄弟、贺鹏飞、徐小岩、陈小鲁（初中阶段）、邱晨光、刘安东、宋克荒、李新桅等，均为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。孔丹在校期间的表现尤为突出，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社会活动，都备受赞誉。自初中伊始，孔丹便担任学生干部，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。至高二，他更是担任了学校团委副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等职务。1965年，年仅18岁的孔丹，成为北京首批两个学生党员之一。孔丹入党那年，北京四中党组织还吸纳了马凯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）、秦晓（原中科院办公厅主任秦力生之子，曾任招商局集团及招商银行董事长）、李三友（其父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）等人入党。孔丹曾表示，正是这些学生党员，引领了北京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。众多高干子弟，也成为了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骨干力量。

坚定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群体，以及维护校园稳定的北京舞蹈学校。“父辈英勇，儿子英勇；父辈反动，儿子废柴。”“对联”一经传播，就在各大中小学和社会中引发了热烈讨论。北京舞蹈学校举办的一次辩论会上，双方观点针锋相对，辩论异常激烈。在这场辩论中，支持和反对血统论的红卫兵汇聚一堂，孔丹带领北京四中的队员前往舞蹈学校维护秩序。据悉，他们实际上是在声援支持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观点的阵营。此外，以擅长打架闻名的四中学生刘辉宣（后改名为礼平）还创作了《对联歌》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思想的传播。

宋柏林、王铭、骆小海、张晓宾、邝桃生、袁东平、卜大华以及阎阳生。

倡议废除高考制度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，北京四中的学子们虽未能在红卫兵组织的组建中抢占先机，却选择了独具一格的道路。当孔丹从同窗薄熙永（薄一波之子）处获悉1966年高考可能因运动而暂停的消息后，他毅然决然地向中央提出了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。鉴于北京四中高干子弟众多，为避免引起纷争，孔丹选择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携手，共同发起此倡议。1966年6月10日，孔丹所在的班级联名撰写了《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(五)班革命学生致毛主席的一封信》，以及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废除旧升学制度倡议书致全市师生》。与此同时，女一中高三(1)班亦撰写了《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(四班)学生致党中央、毛主席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一封信》。这些信件洋溢着激情，强烈呼吁废除“封建高考制度的枷锁”。信件经刘源之手递至刘少奇案头。6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登了这些信件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。中央迅速作出回应，决定将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。至7月24日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的通知》，规定大学招生将“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式”，正式废除高考制度。此决定在社会上激起巨大波澜，一些高干子弟为之欢欣鼓舞，而另一些高知子弟则如遭五雷轰顶。高考的暂停，持续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岁月。

肩负起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重任后，便着手组织了一系列的批斗活动。文革初起，市委工作组撤出，校党委亦陷入瘫痪，北京四中随之陷入权力真空。孔丹于此之际，提议高三各班团支部携手管理学校。高三支部迅速接管了全校的文革活动，并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。孔丹被推举为主任，秦晓和薄熙永担任副主任。1966年8月4日，北京第四中学发起了一场对教师的大规模批斗。二十余名校领导和教师被迫戴上高帽，在操场上遭受押解与游街，被称为“黑帮”。他们身上被泼墨，衣衫被撕裂，甚至遭受身体上的伤害。批斗尾声，这些“黑帮”被迫齐唱由四中学生创作的“嚎歌”。学校还成立了“牛鬼蛇神队”，又称“专政队”或“劳改队”，其中超过10%的教师被迫加入，日复一日地从事苦力和污秽的工作，并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侮辱。1966年8月19日，孔丹、董良翮与陈小鲁联合策划，在“中山音乐堂”举行北京第四、六、八中学红卫兵的“斗争会”。在数千观众注视下，北京四中的刘辉宣带头挥拳伤人，一场暴力冲突爆发。众多学生手持铜头皮带加入殴打，现场无人劝阻。教育局长李晨头部被击得血流不止，红卫兵将他带到后台草草清洗，后又将其押回前台跪地。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在台上被打至昏迷，鲜血遍地。不久，北京四中女校长杨滨也遭受围攻之苦。

成立北京四中红卫兵组织，组建“西纠”。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，孔丹迅速成立了北京四中的红卫兵组织，其领导层清一色由革命军人及干部的后代组成。自八一八事件之后，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如同春雨后的竹笋般迅速涌现，普通家庭背景的子弟们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，诸如朱成昭、蒯大富等人物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与早期红卫兵针对教师和“黑五类”的造反行动不同，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直指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导致众多老干部遭受批斗。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引发了全国红卫兵的蜂拥而至，使得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。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，并反对随意揪斗革命前辈的行为，孔丹、陈小鲁（八中）、董良翮（六中）等人士迅速达成共识，共同策划成立跨单位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。1966年8月25日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（简称“西纠”）正式成立，其成员来自31所中学的“红五类”。纠察队的核心成员多为高干子弟，孔丹担任司令，陈小鲁和董良翮（董必武之子）担任副司令，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四中。王向荣负责组织组，赵胜利掌管作战组，秦晓负责宣传组（其中李三友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西纠的10道通令主要由他起草）。西纠总部设有两个纠察连，其中一个连队由四中的学生组成，由孔丹之弟孔栋担任连长，徐文连（徐海东之子）担任指导员，负责纠察其他红卫兵组织。“西纠”的宗旨是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”，其理论核心是“老子打下的天下，我们不管谁管”。

自左而右，依次为赵胜利（西纠作战部部长）、孔丹（西纠司令）以及秦晓（西纠宣传部部长）。

“西纠”在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方面，付出了积极的努力。“董良翮、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井井有条，确保了在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，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得以保障。”除了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站维持秩序外，“西纠”还肩负起保护一些老干部免受冲击的重任。孔丹回忆说：“他们曾经保护过班禅、程砚秋遗孀、刘诗昆、余秋里等人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寻求他们的帮助，请求他们提供保护。”

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于天安门。

“西纠”暴力事件及孔丹被捕。其父孔原被隔离审查，母亲许明因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自杀。周荣鑫也因受到牵连而被迫离职。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工人宣传队负责指导四中的师生对所谓的“反动学生”进行批斗。

孔丹隔离审查，再提上山下乡。孔丹被捕后，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的时光，期间主要交代了与“西纠”相关的打人事件。得益于“三老四帅”的坚持抗争，1967年4月22日，毛主席下令释放了包括孔丹在内的被关押的“西纠”和“联动”成员。重获自由的孔丹并未选择沉默，而是与马凯、秦晓、李三友等人共同创办了《解放全人类》这份铅印小报。他们试图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，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驻武汉造船厂的军代表王军（王震之子）找到了孔丹，并提供了200元人民币的支持，但条件是要求他们反对林彪。面对这样的要求，孔丹回应道：“此事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你所说行事，还需讲究策略。”他们的小报仅出版了三期，便因言论引起了北京四中军宣队的怀疑，被迫停刊。北京四中甚至出现了针对他们的大字报，直指孔丹等人：“孔丹雄心勃勃，秦晓意犹未尽，三友挥笔怒火中烧，翻案舆论声。”随后，孔丹、秦晓、李三友和王向荣等四人遭受了学校军宣队和造反派红卫兵长达40多天的隔离审查。审查结束后，孔丹没有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。1969年2月，孔丹作为逍遥派的一员，前往陕西延安地区插队。在插队的四年中，他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，将这段时间视为对自己品德的磨砺。他坚持自学了一些大学教材和多门外语，尤其在陕北窑洞中研读黑格尔的著作，赢得了人们的赞誉。1975年11月，孔丹的父亲孔原担任总参二部政委后，孔丹结束了两年的待业生活，开始工作。尽管最初未能成为王震的秘书，但他最终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员的工作。

陕北上山下乡的孔丹

“文革”落幕之际，孔丹踏上了研究生涯、投身政界、涉足商海以及笔耕不辍的多元人生旅程。1978年，孔丹以高中学历之资，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，荣幸地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门下的首批研究生之一。吴敬琏教授对他评价颇高，称其“谦逊有礼，专注行事，辩论技艺精湛，对中国经济拥有独到见解”。研究生生涯结束后，孔丹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，从此踏上了从政的道路。1984年，孔丹致信陈云，提出对红卫兵问题应区别对待，严肃处理，防止将无辜者牵连其中。同年2月27日，陈云对孔丹的信作出批示，认为其意见正确，并指令相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。经查，这些红卫兵并非“三种人”中应予清理之列。陈云还将孔丹的信批转至政治局常委，其他常委亦纷纷表示赞同。同年，"西纠"和“联动”组织均获得平反。然而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孔丹的指责，迫使他退出政治舞台。自1984年起，孔丹在光大集团工作了16年，历任光大信托总经理、光大集团副总经理及总经理等职务。2000年，他被调至中信集团，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。2006年，他被任命为中信集团董事长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，在中信党委的支持下，孔丹创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。此外，他还担起了文化复兴的重任，领导“中国学派”的专家们，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，推动中国文化的自立自强。2013年，在老友王岐山、马凯的敦促下，孔丹完成了口述史《难得本色任天然》。书中一半篇幅记录了他所经历的“文革”。有人认为孔丹的书彰显了他的家国情怀，但也有观点认为他的书“行文谨慎，字里行间可见斟酌之迹”。